2019-12-14 17:12:50 來源: 微商网
原标题:新城崛起 引领区域变革
近代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,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各地间人口的流动,启发了民智,也加强了彼此的文化教育联系,是推动核心经济圈形成的重要因素。
受上海的辐射和影响,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习俗的演变更趋明显。“重农务本”之类观念退居一旁,商品经济的意识越来越浓。
青壮男女涌入城市
20世纪初,受“实业救国”思潮和清政府鼓励工商政策的推动,同时外资在华经济扩张加速,中国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有明显发展。与原先因战乱涌入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,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有持续增加的态势。
据估计,1933年上海工人总数为35万人,比甲午战争前增加8.5倍,而同期上海城市总人口由90万人增至340万人,增长幅度不到3倍,足见工人的增速更快。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之多,远非中国其他城市可比,大都市相对较多的谋生途径,驱使众多贫困或走投无路的内地人,尤其是破了产的农民前来进厂打工,或当码头装卸工人、人力车夫。1929年上海纺织业有近20万工人,大多数纺织女工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妇女。尽管这些男男女女们来到后生活境遇仍很困窘,但比起在家乡时,总算多少有所好转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,上海的工厂职工已增至近50万人,加上商业职工、手工业工人、码头工人、人力车夫等,全市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已有128万上下。他们大部分是外来移民,连同家属在内,成为数百万上海城市人口的主干,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。
与上海郊县农民进城务工者相比,外省来沪人数更多。据1928年统计,上海93家缫丝厂有男、女工合计约9万人。他们的籍贯,尤其是为数更多的纺织女工以长江以北泰州、盐城一带为最多,江南的无锡、苏州及浙江宁波等处人次之,约占总数的80%。宁波虽然也是通商口岸,但因为当地工业不发达,劳动力供给充裕,工资十分低廉,很多人都想去上海谋生。
外资企业也看上了这些外来的廉价劳力。如英商上海电车公司,“工人的来源大多数是从农村中来,按籍贯来说,车务部以苏北人居多,特别是盐城人,其次无锡、苏州、镇江一带的也不少;机务部则以宁波籍为多,还有的是扬州、无锡及安徽籍。”
在近代工业有所发展的苏南地区,20世纪20~40年代,约有15%~20%的无锡农村劳力在上海和无锡城区就业,从城市寄回农村的现金,约占农村纯收入的8%~12%。邻近无锡的宜兴县乡村,也有不少人入城进工厂,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,可达数千之多。
习俗嬗变乡村“空巢”
1917年,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回到家乡浙江余姚蒋村,看到不少同乡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,村里的老人告诉他:“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货机械公司当学徒,他们入了新行业,赚钱比以前多,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。”
人们安土重迁的习惯淡化,众多村民离开乡土流入上海,扩大了商品消费者的队伍,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,给城市经济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。他们所在的市郊农村,更多地接受都市文化的辐射,其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,也因此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。
因都市对男女工都有吸纳能力,农民离村的运动日益加剧,家庭中传统的团结力量脆弱了,大家庭制崩溃,小家庭起而代之。许多年轻人单身或和妻小搬进城,许久才回家一次,有些人送钱回来给村中的父母,但多半因城市中开销大,家庭负担重,只能留给父母少许钱,于是家庭关系,日渐淡薄。特别是那些能够进城的女工,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高,有了独立经济收入之后,她们较为主动地适应和融入都市文化的氛围,生活程度提高后,开始重视梳妆,跟从前在农村里比,连容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。因为工厂不需要缠足的女子,这一陋习也渐次革除了。稍有文化的农家子弟,多不愿继续务农,认为农业是下等的职业,有学问的才是高尚职业,从学校毕业之后,不希望仍回农村,愿意在都市里寻找工作。即使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在家闲住,要做些家庭农事也非常勉强。随着村民谋生有多种选择,留在村庄继续务农的大多为年长者。
当时迁居城市的也并非全是穷人。1930年,浦东川沙人冯义祥在上海与人合资开设东冯公司,并任该公司名下的梅林罐头食品公司董事长,梅林公司上市发行股票,其产品曾在1934年美国芝加哥国际博览会获奖。
伴随着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,一些“乡居地主”向“城居地主”转化,他们携带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市,转化成工商业资本,因为与工商业利润比起来,地租收益大为逊色。1922年,浙东农村的土地有25%至33%属城市工商地主所有,而据20世纪30年代调查,苏州“城居地主”已占当地地主总数的95%,常熟为85%,无锡为40%。
文化教育渗透传播
民国成立以前,上海已基本形成了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三级教育体系,交通、复旦、同济、圣约翰、震旦、沪江等大学的前身,都是这一时期创办的,它们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文科技和管理人才。
辛亥革命后,南京临时政府极为重视倡导和普及新式教育,提高国民文化素质,各地新式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。据统计,民国成立以来,上海的学校已增加一倍,学生人数为以前的三倍。在外国教会和归国从事教育的留学生影响下,国内对现代教育开始产生强烈的要求,这与过去一个时期的偏见形成鲜明对照。
新式教育的发展,在上海等通商口岸的郊县也有体现。上海宝山县光复后,新政权着力改革和发展国民教育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如多方筹集教育经费,加强师资培养,提高人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等。1911年宝山全县有小学41所,第二年增加了18所,1913年共有71所。在校学生也从1911年的1400人增加到1914年的3830多人。教育内容上做了改革,废除读经,摒弃旧课本而采用1912年初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民国新课本;在小学开设历史、地理、英语课程,并把农业规定为必修课。
民国成立以后,上海城市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也明显加快,许多学校适时新设了推进上海城市建设相关的工程技术、工商管理和市政建设等专业,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也以面向实际的应用科学为主。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和职业学校都应运而生,工厂、企业办学尤为普遍,还有的自办研究社,并出现了教育、科技与企业各界相互协作的新型关系,不仅让企业得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,对整个社会也有积极贡献。
如上海著名实业家刘鸿生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和董事,他利用同学、同校的关系,招揽了一些该大学毕业生加入企业管理团队担任重要职务。1920年起,刘鸿生在家乡宁波定海捐款设立两所中学,分别招收男、女生,学校成为刘鸿生企业招聘和培训员工的基地。一些毕业生被选派日本学习毛纺织技术和管理知识,学成归国后在各车间充当骨干。更多宁波籍在沪经营工商业者,也相继回乡捐资办学。近代工业颇盛的无锡,新式教育的开展,同样得到荣氏兄弟等一批工商及知识界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。
长江三角洲新式教育的开展,显然得益于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科技和文化发展的促进。1907年,由著名建筑商、浦东人杨斯盛捐资30万两银创办了浦东中学,首任校长黄炎培。学校以培养学生能从事实业或进修专科为目的,占地60余亩,拥有可容千人的大礼堂,实验室、宿舍、饭厅和风雨操场,声名远播。1912年,13岁的钱昌照从家乡常熟考入这所中学。这位后来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,抗战期间主持“工业西迁”,为保存中国工业命脉做出重要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,在回忆录中记述:
“浦东中学是由有名的建筑工人杨斯盛用一生的积蓄创办起来的,我进校的时候,杨斯盛已经过世。校长是朱叔源(教育家),校董有黄炎培、沈恩孚(后任同济大学校长)等人。我在浦东中学读了五年,那时的浦东中学与南洋中学齐名,是上海两所办得最好的中学。”
(文章来源:中国经营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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